企业维权专家李国庆在不违法的条件下做事

企业维权专家李国庆：在不违法的条件下做事

北京，中华民族园附近的唐人街，车水马龙。闻名遐迩的“企业维权平台”华夏都市俱乐部就坐落在这里。盛夏时节，在俱乐部的1间办公室里，副会长兼秘书长、企业维权专家李国庆接受了《投资者报》的专访。

《投资者报》：说起企业维权，有企业家称华夏都市俱乐部是“中国最受企业家欢迎的维权平台”，称你本人是国内企业维权专家，你怎样看待这些评价？

李国庆：过奖了，这些评价太高了。当企业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，使企业遭到或将要遭到重大经济损失时，企业家都是很焦急的。一般情况下，他们会采取一些简单的维权措施，比如上访、诉诸法律等。但在很多情况下，效果不理想。很多企业家慕名找到我们，经过我们的一套“组合拳”打下来，终究解决了问题，挽回了经济损失，所以就给予了我们较高的评价。就好比一个在其他地方久治不愈的患者，在你这个“医院”治好了，评价你“药到病除”、“妙手回春”一样。

企业维权，是我们业务的一部分。我们的确是一个“维权平台”。我们不是靠一个人或一个部门，而是靠集体的智慧和气力。在我们的团队内部，设有专家工作组，有很多为企业服务的专家，如法学专家、媒体专家，还有其他方面的专家等。一般而言，只要不违法，专家们会想出多种办法为企业家排忧解难。

我个人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。准确地说我是一名报人、1名媒体人，在中央媒体当过10几年。由于报道乡镇企业、民营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多年，对企业很有感情，也比较熟习。现在，“路见不平一声吼”，协助会长们和专家们做了一些整合资源，依法为企业家挽回经济损失的事。仅此而已。我做的工作，与会长们、专家们相比，微不足道。

《投资者报》：你们的维权平台为企业或企业家维权，掌握甚么原则？有什么标准？

李国庆：原则就是在不违法的条件下做事。几年来，我们俱乐部一直坚持这1原则。我们单位刚成立时，法人执照上是这么写的：法律、法规允许的和没有规定的可以做，法律、法规制止的不能做。近几年来，上级领导和会长们也是这么要求的。我们觉得，为合法权益遭到侵害的企业家说话、办事，让他们感到社会的公平和温暖，可以避免矛盾激化和群体事件产生，是在为社会稳定做贡献。

维权的标准，通常是1000万以上的经济案件或纠纷。几百万的事也做，但比重较小。有会长总结为“抓大放小”。

《投资者报》：为何只做“大事”，不做“小事”？

李国庆：这就触及到了“机会成本”和“比较优势”。做小事，“机会成本”太高。用“比较优势”来讲，我们合适做大事。换句话说，事情越大，解决起来相对容易，成功率也高。给企业挽回几千万的经济损失，通常比解决一家一户的不合理的征地拆迁容易。就社会效益而言，前者比后者对社会贡献要大很多。

《投资者报》：听说你们做了多年企业维权，不但很成功，而且，在政治上、法律上都没有出过问题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不错，你们是怎样做到的？

李国庆：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。我们的十几名会长都是中央主流媒体原主要领导人，受党教育、培养几十年，大家集体决策，一般政治上出不了问题。法律上，必须以事实为根据，以法律为准绳。违法的事情不去做，虚假的东西不沾边。我们有几十名法学家，和几百名核心离退休（多数是俱乐部会员）把关，所以判断失误的时候也非常少。

一个单位必须要有经济效益。有收入才能付得起员工的工资，付得起办公场所的房租。现在，我们的效益还不错，给企业家的事办了，自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就都有了。固然，创办初期我们还是过了几年艰苦的日子。比如，有的会长把计划买房的100万元贡献出来做开办费，钱还不够用，有的会长就把在京的房产卖掉，把卖房的钱贡献出来支持俱乐部发展。困难时，我们也在地下室办过公。

《投资者报》：请问你们与律师的维权有何异同，效果怎样？

李国庆：律师和当事人是一种拜托代理关系。我们与企业家也是一种拜托代理关系，这点相同。但解决问题的路径不同，律师是出庭打官司，比较单一。我们采取的是综合性的办法。一句话，只要不违法，会用多种办法，整合多种资源帮助企业家。律师打官司，一般一两个人便可。而我们是一个团队，通常要设若干工作组，多时要动用10几个人乃至几十人。遇到纠纷，一般原告、被告都可以咨询律师或请律师打官司，而我们只帮助合法权益遭到侵害的一方，不会帮助侵权的一方。帮助企业家解决问题时，通常那个办法速度快、效力高、力度大，我们就用那个办法。至于效果，只要专家们评估、论证认为能够解决的，90%能解决。

《投资者报》：收费标准如何确定，代理诉求实现不了怎么办？

李国庆：虽然都是经济大案或纠纷，但收费标准不同。因每个案子的情况各不相同，这要根据案情、标的额、复杂程度等，双方协商肯定。一般前期费用较少，前期费用和后期费用都按协议处理。多年来，从来没有由于俱乐部不讲诚信，或违背约定产生纠纷。不管代理诉求能否实现，我们都严格按所签拜托代理协议办事。

《投资者报》：企业家是通过甚么渠道知道你们这个维权平台的？或说你们是通过甚么渠道知道企业家有维权需求的？

李国庆：企业家主动找我们的占大多数，我们很少主动联系企业家。由于企业家找上门来的事都做不完。企业家联系我们，大多数通过我们的站——华夏，但也有很多是通过会长、法学家、、观察员（即通讯员）介绍来的，还有一些亲朋好友、同乡同学介绍来的等等。

《投资者报》：听说华夏都市俱乐部一开始想做成公益性的组织，并设想做些公益慈善项目，当时是怎样设想的？

李国庆：当时是有这样的计划。但归根到底我们不是基金会、不是慈善机构，不能召募资金，自己的资金又很有限，所以必须在提供服务的同时收取费用。我们不收费，员工工资和办公场所就解决不了。固然，如果我们得到特大型民企、财富榜着名的企业家、善士的大力支持，我们会斟酌当作慈善公益事业去做。但现在还不行，还不能提供无偿服务。

关于慈善项目，我们正在设计中，比方说，我们计划筹资上千万设立一个基金会，专门救助我国因公牺牲后造成家庭困难的，因公致伤、致残导致家庭困难的等。我们可以每一年从基金会拿出一部分钱资助这些困难家庭。目前，我国有媒体从业人员上百万人，每一年都会产生遭到伤害的案件。现在我们的会长正就基金会设立与有关部门协商。

《投资者报》：我看俱乐部的会长名单，大多数都是中央各大媒体原来的主要领导人，在俱乐部的发展壮大中，和企业维权中他们的作用重要吗？

李国庆：非常重要。我本人非常尊重他们，他们政治上很强，业务上也很强。有非常丰富的经验，为人正直，不唯一知识，而且人品非常好，既有法律底线，又有道德底线。他们各方面的资源非常雄厚。他们的爱党、爱国精神，他们关注民生，为企业排难解纷的精神，他们“路见不平，挺身而出”的精神是值得年轻人学习、效仿的。

《投资者报》：你们给企业维权，成功了，企业家会很高兴，而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的那一方会不会找麻烦？

李国庆：几年来从未遇到过。举个例子，你去打官司，你打输了，你会找法官和对方律师的麻烦吗？不会。打输了，只能说你的行动与法律是相悖的。侵害企业的合法权益，就必须承当侵权后果。法官、律师等是依法办事，他不是个人行动。另外，你去找法官的麻烦，找主持正义的一方的麻烦，弄失事来，是要付出代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