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民国如何追星影迷完全修炼手册

作者|谢明宏

|李春晖

饭圈的强势崛起，一直被认为和当下的互联娱乐、社交环境互为因果。撕逼、控评、锁场、捆绑、番位、产出……各种饭圈套路让人眼花缭乱。

但所谓日光之下并无新事，捧偶像的行为古已有之，而民国最为盛行。

当时的人们是如何追星的？对今天的娱乐业有何启示？在媒体相对落后的年代，如何获得爱豆的第一手通告讯息？饭圈也会爆发大规模撕逼吗？是否也在上演争番位、蹭热度、抢资源的火辣戏码？

基于此，硬糖君在春节期间推出《在民国如何追星？》系列文。你会发现，“追星”那些事儿，时隔一百年，压根没有实质变化。以史为鉴，这份民国影迷修炼手册你值得拥有。

早期民国市民娱乐主要为戏曲、茶馆、公园等方面。作为一种新鲜、革命性形式，电影的到来，显示出其与传统娱乐的殊异之处，立刻风靡全国。而从“戏迷”到“影迷”的身份转变，更夹杂着传统与现代的交锋。

如今的影迷撕番位、追路演、写影评，80年前的民国影迷，如何参与民国豆瓣、如何打造民国影迷会，而其手撕爱豆经济公司，那也是毫不含糊。

混饭圈混进娱乐圈

民国影迷，和今天一样，既有数量广大但只是在家默默萌着的“散粉”。也有混饭圈，组织活动，血雨腥风的核心粉丝。当民国影星拥有了大批影迷，这些影迷自然也要形成组织，以合力之势，彰显出自身的存在和价值。

仅在1924年，便有多家“电影研究社”成立。其中，以程渔舟、刘孚舟、秦梦觉等人发起成立的小小电影研究社最为知名。

和今天的饭圈一样，民国影迷会也有自己的准入门槛，要求成员身体力行的爱。小小电影研究社入会费每人一元，社址位于闸北恒丰路，活动时间为每晚 7—9点。这家电影研究社的历史并不算长，但追随者曾达三百余人，主要是些热衷银幕生活的青年人。

初期，研究社的晚间活动由商务影片部的汪福庆授课，后来又应社员们要求，尝试编写剧本、实地排练。第一个剧目就是《上海花》。

1925年，经介绍，研究社成员曹元恺进入商务影片部。当商务影片部拍摄影片《上海花》时，演员悉用研究社同人。研究社成员不仅过了一把“玩电影”的瘾，还赚得些许外快，所得薪资留作研究社经费。

作为影迷的曹元恺，则因主演《上海花》步人影坛，他曾任《武松杀嫂》的编剧，还为《歌场奇缘》写过幕表说明。

《歌场奇缘》

曹元恺可谓借助饭圈步入娱乐圈的一位代表。时至今天，饭圈高层进入娱乐圈从事经纪相关工作的不少，真正走上台前的，还真没听说过。

在今天，豆瓣评分几乎被视作影片命脉，口碑一点风吹草动，往往影响整个票房走势。在民国，虽然不能如互联这般便利，但同样存在着影片评分机制。

彼时，相关杂志会组织影迷参与影片的评分活动。比如《电影杂志》从1925年的第11期起举行“中国国产影片评选打分”的活动，将各电影公司摄制的30部有代表性的影片公布在刊物上，请读者评选打分。

1930 年，《中国摄影学会画报》成立了“观影同志会”，吸引许多影迷加入，要求发表观影意见，引导观众作出选择。对于成立这一组织的动机，杂志予以说明：

“上海的影戏院，太没有道德，每把看的影片，鼓吹得天花乱坠，害得爱观电影的同志们，把快乐的光阴、有用的金钱暗地里抛弃了。

我们有鉴于此，有鉴于彼，不忍心再把光阴和金钱，作他们欺人的试验品，所以邀集了许多同志，组织这个观影同志会。我们预备在每一张影片未公映之前，或是在既放映之后，把派代表他的片格简括宣布出来，使后之来者不致于上了没道德的影戏院的当。”

这主旨、这模式，妥妥就是民国豆瓣啊！而“观影同志会”的主要目的就是为粉丝“杜绝烂片”。

30年代初，日本侵华引发民众强烈的爱国意识，观众向《影戏生活》杂志寄来数量多达600多封的信件，批评和呼吁各电影制片公司组织拍摄抗日题材的电影，甚至要求成立“抗日反帝电影指导社”，协助电影公司搜集抗日反帝材料，以供各公司创作电影剧本时使用和参考。

从单纯喜欢电影和明星，再到为电影评分、成立影迷组织，甚至参与社会公共事件并对电影和明星提出符合社会道义的要求，这正是是民国粉丝自我意识的觉醒之路。粉丝对娱乐圈的参与度日渐增高，他们并非被动的接受者，而是主动参与到整个娱乐产业链中去。

爱豆搞慈善，粉丝来监督

徐来，作为三十年代的当红女星，在明星影片公司中的地位仅次于胡蝶，是老板张石川着力宣传和重点培养的明星。与胡蝶被称为“电影皇后”类似，徐来的名号则是“东方标准美人”。

1935年入夏后，“长江时涨时落，险象环生，黄河水势凶恶，堤决城淹”。一江一河，全国南北，同时爆发特大洪灾。为此，上海各界积极举办各省水灾筹款助赈救济活动。在此之际，“东方标准美人徐来加冠盛典筹备会”定于在静安寺路大华路维也纳花园舞厅举行加冠典礼。

但举办此次典礼的实际目的，并非在于助赈。“据谙内幕者言，维也纳舞厅，自大都会开幕后，营业顿受影响，乃有噱头朋友发起举行歌舞灯彩大会，以徐来为此中主角，籍资号召，惟因缺乏相当名义，遂有人主张可称为标准美人加冕典礼”，“因加冕二字，用之亦不甚妥当，复改称为加冠”。

慈善晚会被粉丝认为有诈捐之嫌，广告刊发后，各报纸群起攻击，口诛笔伐，并有陈蕙英等十余名妇女联名呈请妇女协会要求取缔。

时至今日，诈捐、劝捐或捐得不够，仍是饭圈的刀枪和匕首，是对家撕逼的道德制高点。每个明星是否足够“有爱心”，是否及时对社会事件发声，都被一堆人拿着放大镜观察，发着微博反复@。硬糖君虽觉有时过于苛责，但也算是一种社会监督机制吧。

当时，上海妇女协进会向社会局呈请禁止书中言：“窃查黎锦晖徐来等际此千万灾黎嗷嗷待救之时，利用助赈美名，招摇于世

社会局知晓后，发布令文，认为“会名既属不伦，又无负责之发起人，已属不合，且据报关于所谓典礼备办衣饰用具均穷极奢华，靡费甚巨，是该会门票收入余款作为充赈，为数究有几何，该会此举显系混淆社会观听，殊与风化有关，自不容假借助赈名义，以资掩饰”。

一时间，徐来成为众矢之的。面对“加冠”风波和社会指责，此前声称“既往不咎，何必重提，问心无愧，无庸表白”的徐来，进行了一次危机公关。她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《表“加冠”》的文章，将举行加冠典礼的动机和事变的由来详述“洗白”一番。

但和现在一样，长篇大论的自我洗白只会激起影迷和路人的更多反感。“加冠”之事最终成为徐来从影以来的污点和民间笑谈，“也是太要出风头，虚荣心太重吧！”

此后，徐来的从影生涯开始走向下坡路。恰好徐来与明星影片公司的合同在1935年8月到期，合同期满之后，不再续订。

地位岌岌可危的徐来，逐渐为明星公司所弃，就在次年的《时代电影》杂志上，刊登了几张徐来的图片，标题为“明日黄花之徐来女士”。后来，徐来与丈夫黎明晖离婚，嫁给国民党军官唐生明，完全脱离电影界。

徐来“加冠”事件，固然有其自身原因。但舆论和粉丝的谴责，还是基于全国爆发水灾的特殊背景。要说起来，徐来事件和当年国内某一线女星的“诈捐门”，有太多相似之处。由此可见，当时的影迷不仅痴迷于电影和明星，更看重自己的社会身份，以及社会。与此同时，他们也要求明星和他们站在同一立场。

明星事件推动社会观念

1935年3月8日凌晨，正是国际妇女节，家住新闸路沁园邨九号寓所的阮玲玉，将三瓶安神乐片（共计三十片之多）全部吞掉，别有意味地选择在这个日子离别人世。

阮玲玉的自杀，也印证了这位女明星在中国电影界的重要地位。在3月9日当天，“前往胶州路万国殡仪馆要求瞻仰遗容者，已不下数千人，十日为星期日自晨至午寂寞凄清之胶州路上，竟成肩磨踵接之象”，“惟自十一时起以至傍晚，治丧处轮流派人检点人数，计已达一万七千人”，“两日前往瞻慕遗容者不下六万人”。

据统计，前来瞻仰遗容者，三天内达到 10万人，送葬群众有30万人。在这些凭吊的影迷中，青年男女学生又占了大多数。

甚至有影迷因为难以承受而选择轻生。单是阮玲玉自杀当天，上海至少有五名少女选择自杀，而留下的遗书也是大同小异——“阮玲玉死了，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”

此外，上海电影戏剧研究社的临时演员项福珍女士，惊闻噩耗后，吞食鸦片自尽；绍兴的夏陈氏，最为崇拜阮玲玉，在专程瞻仰遗容之后，购得毒药，和水吞掉；杭州联华影戏院女招待张英美，得悉消息后，服毒自尽。粉丝在同时段内的接连自杀，这应该是中国电影史上的首次。

影迷爱得狂热，但必须承认，明星的死亡，影迷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参与者。诚然，媒体是负面的制造者，但真正将其形成广泛舆论、并对明星构成强烈心理压力的，还是大众。

上海《民报》的一篇文章直陈“阮玲玉女士的死，不是自杀，分明是被杀的”，“手枪也许是 XXX的诉状，和 XXX的欺骗；然而动手放的，真正的刽子手，却是中国的不长进的影迷。”

所幸，深受自杀事件触动的影迷们，特别是众多的女性影迷，开始有所“长进”。因为这起事件，影迷们已经知道，“女人到现在还是封建势力下的囚徒”，一个女影迷为此发声，若是阮玲玉“没有封建意识的头脑，她就不至于会觉得那种人言的可畏呀！”

当时联华影业打算为阮玲玉塑铸铜像，有影迷就提出意见，认为阮玲玉的忠实的观众，应当“集合起来替他铸铜像的，因为阮玲玉是全体观众的，不是仅仅属于联华方面”。说到底，还是觉得联华对阮玲玉的死也要负一定的，大概就是手撕爱豆经纪公司的雏形罢。

相关Tags: